新婚夜,丈夫拿出一份AA制协议,我笑:好,这房子是我买的
不是说颜色不好看,是太正了,正得像一腔热血,毫无保留地泼洒出来。
不是说颜色不好看,是太正了,正得像一腔热血,毫无保留地泼洒出来。
北京的初秋,阳光透过没擦干净的窗户,懒洋洋地洒在地板上,浮尘在光柱里跳舞,像一场无声的嘲讽。
我的老板,李总,坐在长桌尽头,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,发出“笃、笃、笃”的催命符。
我妈哭得快要昏厥,被我爸半搂半抱着。我爸眼眶通红,嘴唇哆嗦着,一声不吭。
她穿着单薄的白裙子,瑟瑟发抖地缩在姜川怀里,像一朵随时会凋零的小白花。
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连衣裙,脚上一双帆布鞋,鞋边已经磨开了线。手里拖着一个半旧的行李箱,轮子在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
一个活了二十八年,自认已经修炼成精,百毒不侵的都市白骨精,居然会被一只小小的,卑微的,生命以小时计算的虫子给破了防。
姜川回来的时候,客厅没开灯,只有一盏昏黄的落地灯照着我脚下的一亩三分地。
身上那件重得像盔甲的敬酒服终于被扒了下来,我穿着睡衣,瘫在同样大红色的婚床上,感觉自己像一摊快要融化的黄油。
门铃响的时候,我正窝在沙发里,试图把一包快要过期的薯片塞进嘴里。
催缴物业费的电话打到一半,座机内线凄厉地响了起来,像一道电光劈进我混沌的脑子里。
姜川没来,他忙,一如既往。派了他的律师,一个戴金丝眼镜的斯文男人,全程替他签字,替他“表示遗憾”。
我流产那天,他的白月光生产,他去给人家当助产师,直到我要离婚。
我端着一碗长寿面从厨房出来,芝麻油的香气混着微烫的蒸汽,扑面而来。
她拖着一个半旧的行李箱,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“咯咯”的响声,那种声音很钝,像是在磨着人的耐心。
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白衬衫,挺括,有型,穿在他身上,特别显精英气质。
窗外落着不大不小的雨,潮湿的空气顺着窗缝溜进来,带着楼下夜宵摊子飘上来的孜然和辣椒混合的油烟味。
那份离婚协议,像张过期的电影票根,在我家餐桌上躺了整整三个月。
我坐在冰冷的金属长椅上,看着显示屏上滚动的红色字体。G174次列车,晚点二十分钟。
姜川把那份打印好的文件摔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时,发出“啪”的一声脆响。